“知母不知父”的中国谱系 2019-12-02 03:59

  “知母不知父”的母系社会学说在西方和中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命运。在西方,它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已被基本否定,但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却被广泛接受。西方“母权社会”学说体系的坍塌,为我们反思中国自身“知母不知父”之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。晚清之际,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,之后被历史学家用来构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,以期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外乎于人类之普遍历史。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自身,我们发现,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脉络中,“知母不知父”具有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。先秦文献所展示的思想世界与20世纪套用西方学术术语对其进行的描述之间存在裂缝。本文将梳理“知母不知父”的中国谱系,反思这一断裂对当今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,并由此发掘与阐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。

  基金项目:本研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“中华思想通史”(春秋战国卷)和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课题“华夏三千年之格局与变局”的资助。

  《社会》2014年第2、3期连载了吴飞《“知母不知父”的西方谱系》一文,该文系统清理了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类学界几位主要母权论者的思想,并对其文化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。正如吴飞文中所言,作为人类历史一环的所谓“母权社会”在西方学术界已遭到严厉批评,因此,吴文的真实意义在于清理国内盛行多年的“母权社会”或“母系社会”①的理论前提。

  在长文的末尾,吴飞(2014b:34)提出一个问题:“为什么母权社会竟会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得到那么广泛的接受,并最终成为不容置疑的公理呢?”吴文认为大体有三个方面的支撑:第一是西方学者的理论。但“既然西方的母权理论早已崩塌,中国的母系论者就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撑”(吴飞,2014b:35)。第二是古代文献中的一些材料。“但正如潘光旦先生指出的,这些材料非常薄弱,与巴霍芬在西方古代文献中的发现不可同日而语。但就连巴霍芬都无法肯定古希腊母权社会的存在,这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就更不能支撑母权社会在中国古代的存在了”(吴飞,2014b:35)。第三则是利用“许多古书中都有关于‘知母不知父’的说法来支持母系社会的存在。比如,《商君书·开塞》:‘天地设而民生之,当此之时也,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’;《吕氏春秋·恃君》:‘昔太古尝无君矣,其民聚生群处,知母不知父’;《仪礼·丧服·传》:‘禽兽知母而不知父’”(吴飞,2014b:35)。吴飞(2014b:35)认为,“这些并不能被用作史料,因而这些说法的存在并不足以支撑母系社会的存在。不过,这些却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上古之世的设想,比霍布斯明确提出知母不知父的问题要早了近两千年。难道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曾经设想过母系社会的存在?”可惜,吴文至此戛然而止,“究竟如何来解读这些材料,怎样理解中国上古之世的社会形态,如何最终厘清母权社会问题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影响,将是我们下一步的课题”(吴飞,2014b:36)。在《近世人伦批判与母系论问题》一文中,吴飞(2014c:125)也写道:“这些学者还有第三方面的理据,那就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相关讨论,比如《庄子·盗跖》、《商君书·开塞》、《吕氏春秋·恃君览》等都有上古之人‘知母不知父’的说法。但首先,这些是先秦思想家对上古生活的一种猜想,不能作为史料;其次,‘知母不知父’并不意味着就是母系社会。以这些说法证明母系社会的存在,更是没有根据的。关于这个方面,笔者将另外撰文讨论。”

  西方“母权社会”学说体系的坍塌,为我们反思中国自身“知母不知父”之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。晚清之际,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,之后,被历史学家用来构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,以期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外乎于人类之普遍历史。

  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自身,我们发现,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脉络中,“知母不知父”具有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。先秦文献自身展示的思想世界与20世纪套用西方学术术语对其进行的描述之间存在裂缝。在下文中,我们将梳理“知母不知父”的中国谱系,反思这一断裂对当今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,并由此发掘与阐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。

  西方线)在《母权神话:知母不知父的西方谱系》一文中写道:“据笔者所见,康南海(有为)先生的《大同书》应该是中国思想界承认母系社会的第一部书。”《大同书》全书今存三个版本:一为康氏殁后其钱定安整理本,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;二为1956年古籍出版社据康氏家族藏抄本,并参照已刊本校订重印;后发现康氏手稿八卷,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,与印本次序、内容出入颇多,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亦据以影印,姜义华等编校《康有为全集》复据手稿本标点排印。兹据《全集》本引录如下:

  且在昔人类之初,固尚母姓,人皆以女系为传姓矣。故“姓”之为文从“女生”,姒、姬、妫、姞、奶,莫不从女。故至今野蕃之俗多有从母姓者,则太古各国之旧俗可推矣。今以四洲传母姓者考之:……盖上古之人,教化未行,婚姻不定,朝暮异夫,谁知所出,野合任意,难辨所生。《国语》述鲁桓公之言曰:同非吾子,齐侯之子也。故婚姻不定,则父子难信,故不如从母姓之确也。且母生有凭,父生难识,观阿里阿那可之烟剪人,生双子则以为奸淫矣。夫阴阳,其理甚微,今草木之生,雄蕊与雌蕊之交合,博学者犹难知之,况野人知识无多,故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也。(康有为,2007a:69-70)②

  至于《大同书》的成书年代,则颇有争议。康氏于所著《我史》光绪十二年乙酉二十八岁条曰:“从事算学,以几何著《人类公理》。……二十三日头痛大作,几死。……乃手定大同之制,名曰《人类公理》。以为吾既闻道,既定大同,可以死矣”(康有为,2007b:65)。其《大同书》甲乙两部最初载于《不忍》杂志,后又以此二部合并出版,康氏手书卷首题辞曰:“吾年二十七,当光绪甲申,法兵震羊城,吾避兵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,感国难,哀民生,著《大同书》”(康有为,1919:卷首题辞)。③《大同书》开篇则云:“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……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”(康有为,2007a:3),④可见“康氏对其乌托邦思想建立的日期,自己也有点不一致”(萧公权,1988:47)。在《大同书》全书出版数年后,钱穆(1997:777)即质疑其写作年代,考证其书当如“梁氏(启超)谓著成当在辛丑、壬寅之间避地印度时。……长素必自谓在甲申居七桧园澹如楼者,与其《礼运注》之倒填年月,同一篝火狐鸣,所谓‘国师公欲篡圣统而伪造经典’,正不啻其自供状也”。⑤此后,萧公权(1988:48-54)做了进一步的论证。虽然有许多学者为康氏自言的著述时间做出各种辩护(李泽厚,1957;张玉田,1957;陈谷嘉,1963;方志钦,1963;林克光,1981;马洪林,2004),但是康氏早年所著《人类公理》并非《大同书》初稿(汤志钧,1959;房德邻,1995),康氏自编年谱《我史》也是屡加修改,“倒填年月”(马忠文,2005;茅海建,2007,2009)⑥,这些随着《大同书》手稿的发现与公布,其著于1901-1902年康氏居印度时已成定论(汤志钧,1980,2004)。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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